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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传志:我从来软弱但不摇摆(二)

来源:不详 | 作者:管理员 | 时间:2013-08-19
内容导读:柳传志:我从来软弱但不摇摆(二) 今年68岁的柳传志见证了中国改革的全过程,同时他也率领联想从一个作坊式的小企业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大公司,书写一部中国企业家在全球化时代的传奇。 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,柳传志表示:……

柳传志:我从来软弱但不摇摆(二)

 

今年68岁的柳传志见证了中国改革的全过程,同时他也率领联想从一个作坊式的小企业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大公司,书写一部中国企业家在全球化时代的传奇。

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,柳传志表示:“我们还是希望于强有力的、有良知的领导人,不然怎么改革呢?”

“不要对我们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。一切完全取决于政治环境,”柳传志在接受本刊专访时,坦率地说,“作为一个企业家,我从来软弱,但是我不摇摆。”

 

作为一个企业家,我从来软弱,但是我不摇摆。

  《财经》:软弱但并摇摆,这是您对中国企业家的评价吗?

  柳传志:至少我自己是这样。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,企业家没有勇气、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,只能尽量少受损失。1988年中国物价“闯关”,我就在山东办了养猪场,目的是保证企业员工能够吃上猪肉。这就是我们的软弱做法。

  我希望改革,反对暴力革命。当社会以改革的、渐进的方式前进的时候,我们愿意多做贡献;当你真的反着来,比如真的发生暴力革命的时候,我们会想尽办法保护企业的利益。如果实在保护不了,就只能支离破碎,远走高飞了。

  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,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,没有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精神。

以天下为己任,这不是句空话,也不仅仅是态度,在我看来,也包含了能力和对后果负责。我觉得,这代表了大部分的企业家想法。如果环境好了,就多做一点;环境不好,就少做点;环境真不好了,可能就得选择离开。一些企业家移民海外,要理解他们的苦衷,也不应太怪罪。

  《财经》:这种立场可以理解,但是中国要向着好的方向转型,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推动。

柳传志:只要中国要向着好的方向转型,政府积极改革,我们会积极支持。但是企业家不敢站出来与政府抗衡,这就是我们软弱的一面。当然,我不否认也有极个别的优秀分子。

  《财经》:当前您最担心的是什么?

  柳传志:我们希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我们最怕无法可依,无章可循。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无数的教训,我告诫我们员工:永远要小心,不能对政府有任何不尊敬,也绝不给任何人行贿,即使是这样心情也还是紧张。

我们在企业经营、发展战略等方面都可做得很好,但是不确定性在于,政府的政策法规制订以后,个别贪腐官员可以利用政策法规谋取不正当利益,法律的解释和执行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。如果有人想找毛病,总能够挑出毛病来,防不胜防,太难了。

  《财经》:这些年,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在增加,投射到企业家身上,就是外部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。

柳传志:除了害怕,我们没有别的办法。比起联想这样的大企业来,一些中小企业做事就难的多了。

 

  要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

  《财经》:作为一个企业家,您认为下一步中国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?面对当今更为复杂的经济、社会现实,中国在改革方式和路径上应该做出有哪些创新?

  柳传志:我希望高层领导能够把政治改革、社会改革、经济改革结合到一起,有一个总体设计。现在矛盾很多,领导层应该高度一致,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,为中国的前途着想,按照宪法的要求对改革进行系统设计,清楚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,第一阶段做什么,第二阶段做什么。大家对现状不满,也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打破这种局面。如果真正做到意见一致,步调一致,中国一定可以走出困境,更好更快地发展。

  邓小平的改革非常现实,如果中国当年按照某些民主派的设想,先改革政治,那么中国就是今天的菲律宾,一塌糊涂。为什么呢?这就像一个企业,只有往上走的时候,才可以往下做新的布局。

  1986年我访问新加坡,当时有两种说法,一种认为新加坡不民主,一种认为新加坡好得不得了。实际上,持前一种观点的只有少数教授,绝大多数老百姓觉得生活不错。重要的是先改善老百姓的民生,后面的事才可以做。如果连民生也解决不了,谈不上改革,什么事都做不了。但在民生问题解决后,就必须加强政治改革。

  《财经》:您能否描绘一下,您所希望的未来中国是什么样的状况?或者说,中国改革的目标是什么?

  柳传志:还是要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,未必就是现在欧美实行的体制。美国和欧洲的政治体制,最好可以做到85分,最坏可以做到60分。坏,坏不到哪里去;好,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,如果优秀的人员被选进去的话,好,有可能做到95分;坏,可以做到零分,甚至是负分。如果通过改革,中国的制度能够做到60分到95分,那就是一种更好的体制。

总之,我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层能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,有真正良好的追求,意见能够统一。不符合这样条件的就选不进去,选进去的人能够受到监督,这样中国的政治、经济一定会高速发展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相信企业必然会很好地发展,很多事情都可以实现。

 

  《财经》:您讲了三条:有目标、意见统一、受到监督,是不是还要加上尊重普通公民的权利呢?

  柳传志:如果能够做到这三条,我相信一定会把普遍公民的权利放在首要地位。幸福生活、人权保证、法治社会等都是应有的结果。

  《财经》:现在中国社会阶层没有共识,但是怎样才可以形成好的共识,推动着新一代的领导人往前走,这恐怕也是一个问题。

  柳传志:共识首先就是领导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,领导层有共识,才能重建公信力,引导老百姓达成共识,在实践中建立起全民的核心价值观。比如说爱国,比如说法律的严肃性,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比如社会诚信,等等。

  尽管对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有很多不同,但是建立核心价值观是达成共识的基础。核心价值观要逐渐建设,应该形成以史为鉴。领导人要想清楚,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,以身作则进行宣传和普及,重塑老百姓的追求和信念。这需要一个过程,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共识逐渐建立的过程。

  《财经》:您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高层。今天的社会中下层要求改革的力量很强烈,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中下层?因为当上层缺乏改革动力的时候,需要来自中下层的力量推动改革。在某种意义上,危机催生了改革。

  柳传志:危机催生了改革,政治上可能是这样。在公司里面恰恰相反,凡是改革的时候都是企业的业务在往上走,有上行空间。政治家应该在审时度势,顺应人民要求,及时部署改革,这样才能更主动一些。如果被动地应对,往往千疮百孔,捉襟见肘。

  我特别希望,首先,改革能够系统地设计部署;其次,改革首先应该让下层群众得到好处,先让他们分享到改革的成果。当然,分享改革成果要量力而行,不能阻碍经济的发展。其实,最好的改革措施就是国家减少一部分税收,让老百姓直接到受益。如果高层意见一致,这方面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。

  我还是坚持精英选举,不能一人一票。一人一票的大民主,也许是未来的目标,当前我觉得火候不到,在中国肯定会乱的。我希望高层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,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,又受到人民的监督,推动改革,引导中国。

  中国有这样的人,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去引领中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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